“湾区文学”与文化认同：地域写作中的权力关系及其迷误七星配资
大都市群时代、大湾区时代的到来，必然会迎来都市文学写作的高潮和主潮，这种湾区时代的新文学也必然对过去的城市文学写作形成兼容，产生变革，在兼容共同地域性、时代性、城市性、国际性基础上，在葆有城市文化的连续性、保持文学创作所必然要求的识别度、个性化的前提下，呈现都市群文学主题的某种共性特征。这时候，很多人呼唤大湾区文学时代的到来，“湾区文学”的概念也随之而出了。
一
对“湾区文学”命名，我们首先需要警惕其中的“统合”性命名机制可能带来的权力话语迷思。毕竟文学是过于个体化、个性化、多元性和丰富性强的精神表达。和其他省份的书写者不同，大湾区或者说当代珠三角的书写者，往往要面对这样一个话题：自己与所生活的这个省份、这片区域、所在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己在这里能写什么和怎么写。通常认为，其他省份的写作者与所生活的地方有着与生俱来的联系，地域性、区域性关系先在地存在并得以确定而没有纠结，但湾区的写作者却无法摆脱、无从逃避这样的追问。
以广州、深圳、东莞等湾区城市中占据主体的移民写作者为例，我们会发现，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其实并不能说清，也并不会主动思考自己、自己的写作与所在区域到底存在什么关系、是否已经建立起某种关系或如何建立起某种关系这类问题。他们只是遵照生存和发展的法则，以移民的身份来到这里并进行写作，而并非在写作的意义上，把自己与属地进行关联。身为“他者”，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同时也是市场经济率先启动的区域，无论生存还是写作，他者的身份始终存在，兴奋感、新鲜感过后的撕裂感、焦虑感、不适感的普遍存在也不言而喻。
正如著名作家邓一光所指出的，在深圳、东莞等地，几乎很难找到一个从容不迫的书写者，甚至找不到一个有理论准备和书写谋略的城市书写的潜伏者。“对现实生活的妥协和依赖，让大多数写作人委身于现实生存，委身于主要由城市体制代表的时代风尚，急匆匆、懵懂懂与××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这样一些符号画上等号，并以获取这样的符号为荣，放弃对历史、命运、时空的观照和抒写，不但没有视野景深，也没有文学想象力所要求的对现实真正的疏离与颠覆”[1]。在上述写作中，写作人自身隐身了，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不见了，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个以××地域为统一命名的格式化写作行为。
在全球化大潮中，还有多少写作人的生活及写作具有连续性？这个问题其实不言自明。珠三角地区或者说大湾区的写作者尤其如此，他们没有北京上海武汉南京西安等同行那样的文化脉络、文化积淀、传统谱系和文化背景，也缺乏对成熟城市文化的总结能力和把握能力，因此，除了现代性焦虑和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写作，珠三角城市群乃至大湾区其实很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写作。这里的作家遭遇着史无前例的对旧有经验的纠缠和对新鲜经验的茫然，进退失据，左右游移，在这种处境下，当下广东的文学，尤其千呼万唤的“湾区文学”难以迅速出现成熟的文学形象、产生成熟的文学经验，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因此，广东不是所有广东作家和诗人的本土，湾区也不是所有9+2城市作家和诗人的本土，甚至也不会是任何一个作家和诗人的本土，广东、湾区也远没有成为所有广东、湾区作家和诗人认知世界中的精神家园。
当我们探讨“湾区文学”话题的时候，也许首先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真的有“湾区文学”存在吗？如果有，它是什么？难道素材和内容与广东、岭南、珠江、湾区有关，就等同于广东文学、湾区文学吗？难道在这里生活，就一定会与以这个省份、这片区域、这座城市命名的文学书写发生关联吗？
当我们谈论“湾区文学”的时候，环境无疑是重要的，它指证生命的可能性，激发写作的可能性，但我们还是需要提醒自己，写作和阅读都是个人的事情。只有在冲突的环境中，写作才会被全然打开。因此我们可以说，写作，与地域有关，与区域有关，但与地域符号无关，与区域符号无关，或者说无足够的紧密关联，其中的权力关系是需要警惕的。
可以说，所谓“湾区文学”（或“大湾区文学”），并不是一个本质意义（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又译本质论，是卡尔·波普尔在1935年提出的术语，其内涵与同唯名论对立的唯实论大体相当。文学领域中的本质主义从柏拉图诞生起就一直存在。文学本质主义是以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 各种文学本质论为基础,将文学本质论推崇为一种形而上学\"真理\"的观念。）上的文学流派，这样的概念也不存在。但不妨将“湾区文学”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作为审美现代性在文学上的必然反映。
无论文学题材、主题怎样移易，作家始终以最具识别度、最具力量的个性化、不可通约、不可模仿的笔触，用或悲伤愤怒、或令人欣慰、或直言不讳的感时忧世的作品，维护世界上最复杂、最重要的城市文化的连续性。
二
文学与文化认同（或者说身份认同）的关系，是一个长期未被关注的问题。
关于身份与认同，最有争议、最重要的问题是：人们的社会身份或文化身份到底是固定不变的、普遍的、本质论的，还是在实际的社会历史过程中被人为的建构起来的，并且是为了某些特定目的和利益（政治的、民族的、意识形态的利益等）而人为的建构起来的？今天，大多数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都赞同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是流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不断变迁的观点。例如，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欧洲小说中“想象的地理和历史”（例如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们讲述的故事）有助于“通过把附近和遥远地区之间的差异加以戏剧化而强化对自身的感觉”，“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2]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了目前已经耳熟能详的“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认为“想象的共同体”构成了我们对身份、家园之想象的必要组成部分。克里斯蒂娃详细研究过语言在塑造民族身份中所起的作用，认为对语言之意义的意识，必定存在着一个明确的言说主体，而言说主体又受到立场的支配，因而言说活动（意指活动）总与相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及其危机有关[3]。霍尔则认为，“……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做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4]。可见，把身份看成是流动的、建构的和不断形成的，重视差异、杂交、迁移和流离，挑战和解构本质论的、普遍化的身份观，已经成了当代文化研究的主流。
文化身份是一个被建构的过程，“广东文化”的形成[5]显然也是如此。因此，并不存在一个本质化的、一成不变的湾区文化的存在。湾区文化只能形成于湾区城市群不同亚文化、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区域文化、不同民俗民间文化、不同城市文化的交流、对话与博弈中。正如纽约文化、深圳文化的形成，也正如广州文化的新变。湾区不同城市的文学，所能做的也许只是呈现（表现和再现）湾区的人事物、身心灵，呈现这个区域的恒久与变化，世相与民生，人心和人性，形象与映像七星配资，投影与倒影，经验和想象……至此也就足够。
在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的文学文本中，香港文学最商业化，广州文学最世俗化，深圳、东莞文学最心灵化，其他城市的文学题材和风格则或偏于广州，或偏于深圳。其体现的精神气质，香港最是多元混杂，广州最具烟火气息，深圳、东莞最多个性抒发。就更根本性的文化支撑而言，则可以说香港更本土化，更认同一港之地“非中非西、亦中亦西”的百年小传统而非单纯民族国家叙事；广州更岭南化、传统化，既是岭南文化的正朔，也以共和国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角色开启岭南改革开放的时代，实现岭南文化重商性、世俗化的创造性转化；深圳是“改革者大胆设计出来的一座城市”，它的经济属性是首要的，也是突出的，同时它的移民占90%以上的人口结构也实现了这里各地文化、民俗的融合，移民文化成为其突出特征。而作为一座以科技立市、金融立市的城市，这里的文学主潮继打工文学、底层文学、移民文学之后，新都市（城市）文学、科幻文学、校园文学等的勃兴，也渊源有自、实属必然。
文学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风向标，香港、广州、深圳、东莞等每个城市的作家，都写出了他们在地的与属地的、历史的与现实的、经验的与想象的文学，写出了他们的文学中的城市。比如深圳，在特区发展和经济运行、社会变革过程中，深圳的文学率先描写了新的人物、新的事件、新的观念，为全国奉献了移民文学、城市文学、打工文学、底层写作、网络文学、青春写作、科幻文学等文学形态。很多文学形态，大多在全国率先出现。比如，深圳城市文学在描写中国改革开放题材，展示、传输现代观念上，像早期“现代派”作家刘西鸿、谭甫成、梁大平的作品，最早呈现了当代中国的想象和现代人的精神主体，打工作家最早表现了新时期中国的劳资关系和底层女性觉醒。深圳文学集中表现了时代精神和深圳社会生活本质，在全国各个时期的文学图谱上，深圳文学以其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及时反映而独树一帜。深圳这座城市容纳了形态多样的文学写作，形成了众语喧哗的都市文学景观。
香港作家和广州作家也同样如此。比如，香港的大众文学写作、现代主义写作，广州作家的女性写作和商业性市民性偏好，都切合了各自的经济和文化特点。文学虽然不会直接引领一个城市的文化转型，但会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缓慢起效。45年来，我们见证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轰动效应中启蒙精神以文学方式的高扬，见证了港台流行歌曲、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对一代人的形塑。放诸历史，我们也知道古希腊文学、法国启蒙主义文学、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美国废奴文学、俄苏现实主义文学、中国抗战文学等等曾经起到的作用。长久看来，文学可有助于扩大国民心胸，提高审美感受力，与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共生互动，不可或缺。同时，在深层意义上，其能够以无穷的想象力感染社会，陶冶情操，创造人类生存的诗意，重建广阔的精神和心理空间。它蕴含着丰富的人类思想资源，丰富了当代思想的基础，对于指引当代人的精神归依，解决社会文化路向，疗治时代精神病苦，重建人文精神和科学理性，塑造、彰显和维系城市精神起到独一无二的作用。
文学的作用，既不要高估也切莫低估。我们知道鲁迅先生说过文学是民族精神的光亮，是温暖人心的微火，也说过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文学就是文学，在当今这样一个知识爆炸、获取信息便捷、文学入门再无门槛、图书获取触手可及的时代，我们更无法把文学的功用想得过高。文学的口号，或者动员令式的宏大无比的概念，显然更不可能起到历史上类似于国防文学、抗战文学之类的动员作用。但文学又是可溶于水的盐，是伴随闪电而来的雷声，是摹仿与印象，是表现与再现，是共情与移情，是言志与言情，是定型与变形，是救世与救心。文学的功用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只有在文本中，而不是在口号中，经验与想象两者共存。文学中的湾区和城市，哪些是经验中的，哪些是被想象所赋予意义的，被赋予的是什么样的意义，又是怎样被赋予意义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写作者能完全把控的事情。可以肯定的是，文学中的湾区和城市，并不完全来自经验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被赋予意义的区域和共同体，也即“文本湾区”。正如深圳，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特区建立、城市崛起,，它表现为一种现代性意义的堆积，甚至表现出某种现代性修辞策略，并主要被表达为国家意义与现代化、城市化意义，以此构成了“文学中的深圳”这一强大的现代性身份。“湾区文学”同样如此。
三
当然，我们也应该从中时段和长时段的角度，对粤港文化认同、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认同抱有足够的信心。毕竟，从文化发生学上讲，大湾区的传统文化、民俗民间文化、学术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一个广东文化的背景或者说基石，都要植根于更宽泛意义上源远流长的岭南文化的厚土。在历史长河中，由于广东地处陆地南端，北枕五岭，南临大海，作为对外交流的口岸，特别是19世纪以来的门户，让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在此碰撞融合，形成了兼容性的移民文化，开放性的海洋文化，远儒性的非道统文化，消费性的市井文化，直到今天仍然泽被后人。如今，粤港澳三地的城市文化性格又以世俗性、现代性为核心。
历史地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广东经济大省地位的确立，寻求文化话语权的努力在学界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十多年间广东学界曾就“岭南文派”“岭南之谜”“珠江大文化圈现象”“广东影视现象”“朝阳文化论”“广东流行文化”等论题进行过旷日持久的讨论和辨析；与此同时，社科界、出版界等以“岭南文库”的出版为阶段性学术成果，对广东文化的现实和历史也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对接。这种正名和辩护当然是需要的，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对文化支撑力提出的要求。
在对家底的清理和对新的成果的归纳总结中，一个长期以来不甚明了的广东的文化形象慢慢清晰起来，“珠江大文化圈”的称谓也第一次被提了出来，为广东文化在全国确立了言说坐标。这次大规模的文化自觉，形成了日后人们谈论广东的文化的三点共识，即：从历史角度看，广东的文化发展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品格；从现实角度看，广东的文化属于“无历史状态”的文化，它年轻而有活力，属于感性自然的原生型文化，属于商人或者平民文化；从价值角度看，广东的文化虽有自己独特发展的历史和品质，但由于长期以来以内地文化为正统，体现出一种盲从性，广东的文化要想在新时期获得新的提升和飞跃，必须寻找新的价值取向。
对广东的文化的考证、梳理和正名，体现了一种“文化认同”，与此相关开展的对广东的文化身份，在全国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等等，尽管是“套餐式”研究，但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文化对话基础和机制。
作为一个复合体，广东的文化有自身发展的历史，目前关于广东文化、岭南文化、珠江文化的种种套餐式研究远远不够。近40年来不绝于耳的对此类话题的讨论，是广东文化建构过程中的一个片段，而不是定论，不是结果，无法完整呈现广东文化的流变性、发展性。包括当前对“岭南文派”“粤派批评”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能、如何可能的命题的提出，也是这样一种思路的延伸，是接着说、继续说，而不是新话题。
从更长时段看，对岭南文派、岭南之谜、珠江文派、粤派批评等的讨论，不算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近代以来，广东学人对广东成为中国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另外一个学术中心的呼吁一直不曾停歇。毫无疑问，对于岭南文派、粤派批评等这类话题的提出是有意义的，说到底体现的正是一种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或者说是一种近代以来绵延不断的对于建立广东（岭南）文学流派、文化学派等的一种在批评理论领域的当代回应。
鉴于广东文化不同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京派或海派文化的独有特征，早在20世纪30年代，欧阳山就创办过一个粤语文艺刊物《广州文艺》，提倡粤语小说和歌谣体的通俗文学。欧阳山的《三家巷》、陈残云的《香飘四季》和黄谷柳的《虾球传》，都是成功的“广味”小说，其艺术成就完全可以和“京味”小说相媲美。吴有恒也坚持探索运用粤语来表现地方特色之路，他还率先提出了“岭南文派”的倡导，在《应有个“岭南文派”》中提出：“我是主张南腔北调的。”“广东人讲官话，非其所长，我宁可避其短。然而，也不仅仅是为了避短。我们有责任把我们这地方语言中精彩的东西介绍给全国。”他的作品通过精心加工提炼的地方俗语、民谚和歌谣，不同于北方方言词法和句法的词语和句子，继续在“广味”小说的美学道路上跋涉。而杨干华、刘西鸿等，在“广味”小说的道路上也有探索。因此，“岭南文派”尽管没有形成大范围的创作实践，但应该说是存在一条文脉的。
当然，新时期以来，“岭南文派”的概念有了发展，显然已不是“广味”可以涵盖的，它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现代精神、商业伦理和开放意识的贯注，是最早对世俗性、现代性和平民性的对应和演绎。客观来看，仅就新时期文学30年和新世纪文学十多年来，广东文学界标志性的名家、大师，跟北京、上海乃至陕西、河南、湖北来比，确实存在影响力偏弱的问题。这个问题须从两个方面看。我们现在所说的名家大师，其实范畴大抵不离20世纪80年代启蒙时代沉淀下来的那一拨人，基本截止到80年代末的“先锋文学”。启蒙和先锋，作为一种评价当代文学的普遍标准，也是文学经典化的基本标准。这样一来，整体上相对平和、少剑走偏锋的广东文学，在那个时代就不会太受待见，沉淀下来的作家，也就相对有限。所以，如果从已经完成的经典化的标准来看，广东文坛确实缺少像莫言、陈忠实、贾平凹、王安忆、格非、余华等“咖位”比较重的名家大师。这点无可讳言。尽管随着近年来广东吸引了部分已经享誉国内文坛的著名作家入粤，如邓一光、杨争光、鲍十、魏微等，但尚未完全改变广东文坛在国内文学版图中的传统认识。但是，这是评价标准——主要是启蒙、形式和乡土标准导致的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看，如果从现代性经验的传递这个角度看，我们则会看到广东文学其实凭借陈国凯、孔捷生、刘西鸿、谭甫成、梁大平、石涛等书写的最早的现代性焦虑，刘斯奋对知识分子小说文雅传统的坚守，林贤治、筱敏等对学者散文、思想随笔的卓越贡献，张欣、张梅对都市人生人性的精细捕捉、描摹，吕雷、廖琪、杨克、王小妮、徐敬亚、吕贵品、范若丁、肖建国、乔雪竹、吴启泰、南翔、郭小东、彭名燕、李兰妮、杨黎光、郭小东、陈启文、熊育群、东荡子、王十月、郑小琼、王威廉、黄礼孩、塞壬、吴君、盛可以、蔡东、毕亮、厚圃、陈再见、秦锦屏、吴岩、陈诗哥、谢宏、丁力、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张樯、孙向学、郭建勋、郭海鸿、弋铧、许石林、王国华、远人、王樽、王国猛、钟二毛、谢湘南、萧相风、欧阳德彬、海漄、王诺诺等对广东既定文学形象的不断刷新，萧殷、饶芃子、胡经之、黄树森、黄伟宗、黄修己、蒋述卓、陈剑晖、林岗、谢有顺、贺仲明、李健、汤奇云等在文学理论与批评方面的建树等，都已构成文学粤军的基本面貌，使得文学粤军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无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岭南文派或者说广东文学风格流派得以形成，一是体现了区位优势，靠近香港，相对来讲能够较容易接受全球文化影响和现代思潮影响；二是体现了移民文化优势，带来了丰富的文化多样性，也带来了更多思维方式的可能性；三是体现了经济发达、商业文明繁荣的优势，文学和学术从业人员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四是转型期社会发展带来前沿性问题的优势，有利于形成超前的问题意识；五是有文化兼容并蓄的优势，多种文化在此汇聚、碰撞、交融，减少了对地域、家族、师承等关系的依赖性，民主意识更易形成。
在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的文学文本中，香港文学最商业化，广州文学最世俗化，深圳、东莞文学最心灵化，其他城市的文学题材和风格则或偏于广州，或偏于深圳。其体现的精神气质，香港最是多元混杂，广州最具烟火气息，深圳、东莞最多个性抒发。就更根本性的文化支撑而言，则可以说香港更本土化，更认同一港之地“非中非西、亦中亦西”的百年小传统而非单纯民族国家叙事；广州更岭南化、传统化，既是岭南文化的正朔，也以共和国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角色开启岭南改革开放的时代，实现岭南文化重商性、世俗化的创造性转化；深圳是“改革者大胆设计出来的一座城市”，它的经济属性是首要的，也是突出的，同时它的移民占90%以上的人口结构也实现了这里各地文化、民俗的融合，移民文化成为其突出特征。而作为一座以科技立市、金融立市的城市，这里的文学主潮继打工文学、底层文学、移民文学之后，新都市（城市）文学、科幻文学、校园文学等的勃兴，也渊源有自、实属必然。
以世俗性、商业性、都市性、现代性为核心的广东性、岭南性，仍是我们今天讨论粤港澳文化复兴、讨论大湾区文化认同的基底和话语前提。
有了这样的前提，我们就可以说，所谓“湾区文学”，包括当前部分学者倡导的“新南方写作”，以及岭南文派的升级再造，就不是一个“本质”意义上的区域文学流派，但不妨将“湾区文学”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将其作为审美现代性在文学上的必然反映。它具有“一体多元”“和而不同”的特质。“一体多元”——即在岭南文化“一体”之下，审美现代性呈现精英性和世俗性兼容的特点，体现一种价值多元和形式多样；“和而不同”——即用市民文学、城市文学之“和”去包容各种颇具差异性的相关文学形态（风格流派）之“不同”。唯此，才能呈现“湾区文学”的真正形态，呈现“湾区文学”的内在气质禀赋，也才能真正走向现代性、多元性、开放性的文学未来。
郭冰茹在《“南方”“新南方”与当代文学中的地方性问题》一文中，说得好极了：自20世纪80年代“地方”被重新发现以来，不论是承载乡愁的乡土，还是追赶现代潮流的城市；不论是成为“风景”的地方，抑或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地方，都是作家自觉的建构与形塑。以何种方式认识“地方”、书写“地方”，以及如何处理“地方”所关涉的现代性议题，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当代文学思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路径和认知方式。[6]
这也正是在检讨“湾区文学”以及相关地域性、区域性、地方性写作种种花样翻新的标榜和冠冕之时，特别要小心之处，也是笔者深以为然之论。
注释：
[1]邓一光：《当我们谈论深圳文学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山花》2014年第3期。
[2][美]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5页。
[3][法]克里斯蒂娃：《从同一性到他者》，载阎嘉主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6-345页。
[4][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载罗刚、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页。
[5]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晩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6]郭冰茹：《“南方”“新南方”与当代文学中的地方性问题》，《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5年 第2期。
作者简介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一级作家，研究员，历任深圳市作家协会第五届、第六届副主席，深圳市评协驻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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